(34)参见汪劲、田秦：《绿色正义——环境的法律保护》，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行政机关的回应会提及重要评论、表明自己立场、说明所持立场的理由以及根据评论意见对拟议规则进行的修改等。之后，辽宁省和广东省汕头市于2011年、山东省于2012年、陕西省西安市和海南省海口市于2013年、江苏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甘肃省兰州市于2015年、浙江省于2016年等9个省、自治区和设区的市也相继制定了行政程序规定。
日本最高法院这一判决继受了由税法发展而来的附具理由判例法理，将之扩展到对一般行政程序法制的要求，在说明理由程度上附加了处分基准是否存在、内容、有无公布等要素。[3] [4] 《条例》发布实施6年后，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又补充规定了政务公开（包括政府信息公开）实行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行政法规草案应当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11] 《模范规则》参考并超越了世界各国行政程序法的现有模式，共包括6卷，分别为总则、（general provisions）、行政规则制定（administrative rulemaking）、个案决定（single case decision-making）、行政合同（contracts）、行政协作（mutual assistance）和行政信息管理（administrative information management）。国际行政程序研究的兴起，源于行政问题的跨国化和全球化。
尽管它不是立法机关制定的，尽管它没有直接法律效力，但是它可能对今后欧盟行政程序立法产生重大影响。[20] 《美国联邦行政法重述》共设6章，其中两章阐释司法审查。[30] 日本 日本行政程序的法典化只是使日本行政权运作所应遵循的基本规则成为实定法，在实践中，其具体实施的许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则有待法院司法判例去明确、细化和促推解决。
2005年《行政程序法》修改确立这一程序，其旨趣在于，第一，使政府在与利害关系人的关系上，保障行政运营的公正性、提升透明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司法审查在美国行政程序法中占有重要地位。[17] 分别参见2005年日本《行政程序法》第36条之二和之三的规定。涉及的关键问题有四：其一，如何在APA的框架内对其进行定义，属于政策声明还是解释性规定。
[30] 参见[意]吉亚桑托．加纳尼：超越国家—行政程序法的欧洲化和全球化，李会真、刘轶译，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这些修改提案都无一例外地使得行政机关的规制行为变得更加困难。
其五，行政执法公示制度。[36] 2016年，美国律师协会（ABA）针对APA中的规则制定条款提出了9项修改建议，内容涉及数据研究信息披露、记录获取、设置最低评论时长、重新定义规则、增加回溯性审查、统一规制计划等内容。[15] 参见2005年日本《行政程序法》第2条第8项的规定。做这个课题，首先需要占有详细的资料。
其二，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例如，上诉机构在一份裁决中，确立了一种WTO保护利益理论（theory of the interests protected by the WTO），认为像环境保护利益那种原认为只能由各个国家所享有的特定利益，也属于WTO必须确保获得充分保障的事项，因为保护生物物种在内的可用竭的自然资源是WTO的责任，这是《马拉喀什条约》宣示的可持续发展发展目标和旨在保护自然资源的国家行为合法化的要求。欧盟 21世纪欧盟行政程序法运作实践的发展变化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一是欧洲法院判例对欧盟行政程序法以及欧盟成员国行政程序法的影响和促进作用。[49] 五是开始关注电子化规则制定程序。
《模范规则》从过程角度将公共合同分为三个环节：合同订立前程序、合同订立程序（包括生效和无效要件）以及合同的履行与终结，对合同全过程做了框架性规定，细化或例外规定则留待单行法律，保留了未来发展的灵活空间。考虑到这个栏目的作者撰稿前相互没有联系，各文所论非常分散，栏目编辑嘱我为这个栏目写个序言性质的文章，以期使这个栏目的文章能形成一个内容互补且有一定外在和内在联系的整体。
二是主要规范具体行政行为程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这次修改专增一章（第6 章），规范广义行政立法程序：意见公募程序，即公开征求意见的程序，共8个条文，并据此对其他章节进行了相应的修改。
[33] 美国 根据目前在美研习行政法的清华大学博士生杨金晶先生的观察，美国21世纪行政程序法运作实践有以下六个方面值得关注：[34] 一是注重规则制定程序（Rulemaking）。第四章 对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可得性（分别阐释司法审查先决条件、司法审查时限、可审查性、原告资格）。意见公募程序的适用对象不限于政令、省令，也包括了审查基准、处分基准、行政指导基准，而没有区分法规命令与行政规则。根据《立法法》的原则性规定，国务院于2017年12月22日修订发布了《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31] 日本最高裁判所2011年6月7日判決，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第65巻第4号第2081页。（三）对提出意见的考虑。
《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和20世纪90年代由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行政处罚法》一道构成中国行政行为基本法三法，是21世纪中国规范具体行政行为的三个最重要的行政程序单行法。这些机构具有法律人格，在一定程度上享有独立于欧共体机构，特别是欧洲委员会的地位。
第三，确保国民在意思形成过程中的参与。但笔者因其研究领域、研究环境和语言的局限性，所掌握的资料相对有限。
因此，为了免于行政指导的危害，要对行政机关的这一行为进行司法审查，而且要进行严格的全面审查。行政信息管理是《模范规则》中篇幅最大的部分，共41条，内容包括信息共享和信息管理。
《条例》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的目的是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知情权），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8]但《模范规则》只是一个民间性和学术性的立法试拟稿或立法建议稿，而非正式的官方立法，对欧盟行政机构和欧盟成员国政府行政行为没有正式的法律拘束力。三是最高人民法院自2010年发布《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27]和建立案例指导制度以来，发布了一系列涉行政程序司法审查的案例，如政府信息公开十大案例、征收拆迁十大案例、经济行政十大案例、环境保护十大案例、行政不作为十大案例，等等。[10] 参见[意]吉亚桑托．加纳尼：超越国家—行政程序法的欧洲化和全球化，李会真、刘轶译，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制定法的实施需要判例法的支撑，两者具有一定的互补性。[55] 姜明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该专家建议稿设总则、、行政程序主体（含行政机关、行政相对人、行政程序的其他参与人3节）、行政程序基本制度（含电子政务、行政公开、个人信息保护、行政调查与证据、说明理由与听取陈述、申辩、听证、期限、期间、送达与费用7节）、重大行政决策与行政规范制定程序（含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行政立法程序、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3节）、行政处理程序（含行政处理一般程序、行政处理简易程序、行政处理的效力3节）、特别行政程序（含行政合同、行政指导、内部行政规范、行政规划、行政应急行为5节）、监督、责任与救济、以及附则8章，共224条。[40] Clark教授深入医疗规制实践，在比较谢弗林尊重（chevron doctrine）等原则基础上，认为行政机关的非正式行政裁决需要经受严格审查。
这不同于欧洲大陆国家和日本韩国等，这些国家的行政程序法不规定司法审查的内容，司法审查另制定行政诉讼法规定。早在2004年，Asimow教授就认为应该对非正式裁决中的行政相对人施加更多程序保障，尤其是听证程序。
[19]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毕洪海博士认为，21世纪美国国会虽然没有对联邦行政程序法进行过任何重大修改，但是这不意味着美国行政程序法在21世纪没有发展。欧盟由于是一种超国家组织，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典的任务非常艰巨，至今未出台正式的官方行政程序法典。[35] David Fontana, Reforming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Democracy Index Rulemaking, 74 Fordham L. Rev. 81 (2005). [36] Cary Coglianese,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Rulemaki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55 Duke L. J. 943 (2006); Cynthia R. Farina, Dmitry Epstein, Josiah Heidt, Mary J. Newhart, Knowledge in the People: Rethinking Value in Public Rulemaking Participation, 47 Wake Forest L. Rev. 1185 (2012). [37] Christopher J. Walker, Modernizing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69 Admin. L. Rev. 629 (2017). [38] 参见沈岿：行政机关如何回应公众意见，-- 美国行政规则制定的经验，载《环球法律评论》2018年第3期。[7] 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制定第十三届人大五年立法规划时，将行政程序法列为第三类立法规划项目，即先对之进行调查研究，待条件成熟时，再转为正式立法项目。
[12] 日本原《行政程序法》仅设6章（总则、对申请的处分、不利益处分、行政指导、申报和补则），共38条，仅规范具体行政行为，而不涉及作为抽象行政行为的行政立法地。第二章 非正式规则制定（分别阐释非正式规则制定可行性、制定规则的提议、拟制定规则的通知和评论机会、规则制定记录和作出决定程序、最终规则）。
意见提出期间应在自公示之日起30日以上。只有不同学者通过其各自的研究形成其相应的研究成果，才可能构成这一课题的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全局性研究成果。
《立法法》规定了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定的基本程序。（三）处分标准（指为了判断是否作出不利处分或何种不利处分是否符合法令规定所需的必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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